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一个月后这铺子倒闭,我从里面抽身而出,一个朋友继续将此铺子开成汽车美容店,而那些改装件能退的退,不能退的就廉价卖给车队。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事情的过程是老夏马上精神亢奋,降一个挡后油门把手差点给拧下来。一路上我们的速度达到一百五十,此时老夏肯定被泪水模糊了双眼,眼前什么都没有,连路都没了,此时如果冲进商店肯定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在这样生死置之度外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终于追到了那部白车的屁股后面,此时我们才看清楚车屁股上的EVOLUTION字样,这意味着,我们追到的是一部三菱的枪骑兵,世界拉力赛冠军车。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
这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在疲惫的时候有两条大腿可以让你依靠,并且靠在上面沉沉睡去,并且述说张学良一样的生活,并且此人可能此刻认真听你说话,并且相信。
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
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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